去年4月，蘋果發布了一份長達58頁的、有關2016財年生態保護“進展”的環境責任報告。該報告稱，在前美國環境保護局局長麗莎·杰克遜（Lisa Jackson）的領導下，蘋果展開了多項環境可持續性和安全方面的項目。然而，之后Vice旗下科技網站Motherboard發布的報告發現，蘋果指示第三方回收機構粉碎它的舊產品，使得它們無法被重新使用或者再利用，即便那些贏家還能夠用于存儲數據。蘋果的粉碎協議政策，讓我們能夠窺見一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電子垃圾。2014年和2015年分別產生了大約4100萬噸電子垃圾（據估計，2014年不到六分之一的電子垃圾被循環利用）；2017年預計這一數字將攀升至5000萬噸。
不同于傳統的家庭垃圾，電子垃圾包含重金屬和有害化學物質；智能手機使用鉛、水銀和溴化阻燃劑，由于毒性和缺乏生物降解能力，這些物質長期以來一直在危害人類、動物和環境生態的健康。電子產品的制造還需要開采“沖突礦物”（ 鈳鉭鐵礦、鎢錳鐵礦、錫石和黃金），這些物質都被用于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當中。此外，隨著這些礦物的供應日益有限，礦工必須要從深海尋找替代品。
“智能手機上的天線需要使用鈳鉭鐵礦來獲得那些WiFi網絡信號……在全球各地，它的來源已經沒那么多了。”深海生態學家安德魯·塞勒（Andrew Thaler）指出，“在它們在電子產品中結束其使用壽命以后，我們并沒有很好的渠道去重新利用這些礦物……隨著地表上的礦體被開采殆盡，就像石油探采那樣，我們將要嘗試從越來越深的海洋尋找這些資源。”
美國沒有聯邦法律要求回收利用電子垃圾，各地的相關規程也往往支離破碎，難以處理；只有25個州實施了要求回收利用電子垃圾的法規。此外，電子垃圾回收利用基本上都是民營，因此它的控制權落到效益驅動的企業手中。2013年，《紐約時報》報道稱，政府對索尼、東芝、蘋果等公司的回收利用項目缺乏監管，導致了回收商的欺詐行為：它們謊報其所回收的電子垃圾的數量。第三方組織的回收利用流程可能也會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回收商與制造商簽署的合約和對環境保護協議的遵守程度不盡相同，這影響了電子垃圾的實際回收量。依仗可回收材料的市值的企業在材料成了廢品的時候可能會選擇放棄它們的庫存，或者將它們扔到垃圾填埋場。
“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是陰極射線管（CRT，常見于過往幾十年的電視機和電腦顯示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學院博士生弗雷亞·科納普（Freyja Knapp）表示，“有鉛玻璃是個嚴重問題。里面的鋇會帶來麻煩。很多生產陰極射線管的工廠市場行情日益下降，你可以看到很多廢棄的工廠，里面還堆放著大量的有鉛玻璃。”
計劃報廢模式的影響
然而，要對此負最大責任的可能是計劃報廢的制造模式，即軟硬件過了一定的時間之后就會變得不兼容或者過失，或者說硬件被有意設計得不耐用。舉例來說，智能手機可能使用兩年以后就不大好使了，或者說不支持最新的操作系統或者應用版本。（蘋果2016年年末推出的操作系統iOS 10推出了諸多僅面向iPhone 6S或以上機型的觸覺功能。）這一點也體現在大件的電器設備上。2015年，歐洲環境新聞資訊服務ENDS Europe發現電子產品的使用壽命在變短，指出“購買新設備來替換出現故障的設備的情況對設備總銷量的貢獻比例從2004年的3.5％上升到2012年的8.3％；大型家用電器購入后5年內要更換的比例也從2004年的7％攀升到2013年的13％。”
硅谷公司的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不耐用，使用壽命相對較短，只有2年到5年時間，這些是尤其有害的因素。此外，不同于幾乎任何其它的電子產品品類，來自蘋果、谷歌和微軟的設備甚至成為了無處不在的文化符號，因此它們的市場需求特別高。
“很多的企業都是生產幾年后就會過時的設備，對于用戶來說它們用幾年以后就毫無用處了，你必須要購買新的設備版本了。”塞勒解釋道，“如果智能手機能夠持續使用10年時間，那電子垃圾回收利用就沒有那么大的需求了，也不需要設法去解決每兩年就要購買新的手機的需要所帶來的海量電子垃圾了。”
那么，歸責要從設計開始追溯。“計劃報廢迫使市場不斷去消費，因此無法不將企業的謀利動機和電子垃圾聯系起來。”科納普說道，“設計決策更多地集中在硅谷那里，該地區的設計決策影響到電子廢物的生產，它們能不能夠回收利用或者廢棄，它們的使用壽命是否超過1年、3年或者5年。那里所做的設計決策有著很大的責任，甚至可能有著最大的責任。”
電子垃圾制造者無意改變
部分最大的電子垃圾制造者對于作出改變幾乎毫無興趣。紐約州的一項法案S618B（“公平維修法案”）旨在要求企業向用戶出售替換零件和工具（在一些情況下，還需要提供說明書），禁止軟件鎖（可阻止第三方供應商更換電子部件），進而消除電子產品維修的障礙。近期來自蘋果、Verizon、美國消費技術協會（CTA）以及其它大型科技公司的游說努力尋求阻止該法案被通過。（多個其它的州也出現類似的法案，包括伊利諾伊州、堪薩斯州、馬薩諸塞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和田納西州，Motherboard指出，在這些州科技巨頭疑似游說議員反對通過那些法案。蘋果、Verizon和CTA尚未回應對此文的置評請求）
考慮到問題的嚴重性，業界提出了不少的技術性解決方案。塞勒認為，為了打擊產品的廢棄問題，企業可以開始減少“代碼膨脹”；換言之，它們的軟件工程師應當預先編寫最小的軟件，由于“細小”，軟件無法同時兼容幾代不同的硬件。“由于企業沒有動機去縮簡軟件來使得它能夠很好地運行于舊的設備，那舊的設備因為軟件就會變得過時。”他說道，“如果你改變智能手機主板上的處理器，那手機的基礎架構改變的話，你就不能圍繞它來設計軟件。你需要新的軟件和新的手機。但很多情況下，基礎架構的變化速度會跟不上軟件的膨脹速度。”
其他人認為，企業可以實行一種生態環保的硬件設計：綠色設計（DFE）。然而，該概念有些模含糊不清；跟“企業責任”一樣，它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依靠企業做任何決策的時候都優先考慮環境或者公共健康而非它們的利潤，似乎也存在誤導性。技術專家們還指出，政府應當通過授予稅率獎勵來鼓勵企業回收利用它們的舊產品，或者生產更加耐用的軟件。
電子產品行業的謀利動機帶來的生態影響十分深刻，它們也是主流經濟秩序的系統性癥狀。“硅谷企業想要人們多消費，因為那能夠拉動它們的利潤。”圣何塞州立大學循環利用發展中心主任兼講師布魯斯·奧爾謝夫斯基（Bruce Olszewski）稱，“資本主義的動機向來都是利潤最大化。其問題在于，像社會公益和減少污染這樣的事情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并沒有反應機制。”
不過，奧爾謝夫斯基指出，只要調節電子產品生產的經濟原理開始發生變化，該問題就并非無法解決。“我們希望，誰造成該問題誰就應該埋單。這將需要政府的某種大膽的領導……這關乎創造新的經濟。認識到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的需要是政府的責任。”
來源：網易科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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